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學街(因清代的長安學、府學、咸寧學均設在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為保存《開成石經》而建立。九百多年來，經歷代征集，擴大收藏，精心保護，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現有六個碑廊、七座碑室、八個碑亭，陳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薈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經；秦漢文人的古樸遺風；魏晉北朝墓志的英華；大唐名家的絕代書法以及宋元名士的瀟灑筆墨。書圣王羲之、畫圣吳道子書畫同輝的筆墨跡以及詩畫雙絕的王維的竹影清風更為碑林增輝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獨有的特色成為中華民族歷史文物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為中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安碑林是我國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時間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藝術寶庫，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點之一，也是歷代著名書法藝術珍品的薈萃之地，有著巨大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從歷史價值來說，許多碑文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有的可藉以補充和訂正史書記載的遺誤，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寶貴資料。如從陜西周至縣出土，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通高353厘米，寬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國和敘利亞兩國文字記載了唐時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亞傳入我國的情況。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羅尼經幢》是我國唐代和尼泊爾人民友好交往的實證；《唐廣智三藏碑》記載了一個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國的經歷和密宗傳入日本的師承關系。等等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貴資料。

《明德受紀碑》上刻有“大順”、“永昌”字樣。這是明未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遺物，記載著當時陜西大旱，糧價昂貴，“小麥每斗二兩四錢，米每斗二兩六錢”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慘景象；清刻《張化龍碑》，頌揚了當時領導陜西扶風、歧山一帶農民反抗官府的張化龍；清刻《荒負歌》等，也記錄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廣大農民的苦難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廟碑》、《劉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從不同方面記錄了元末紅巾軍起義和清末廣大勞動人民反抗剝削壓迫和帝國主義外來侵略的事實。

碑林中還記載了諸多歷代愛國主義人物，如被譽萬世師表的孔子，統一中國文字的李斯，對蜀漢忠貞不渝的關羽，兩袖清風的鄭板橋，慷慨就義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門銷煙震驚中外的林則徐，歷代書法大師王羲之、顏真卿、于右任，以及勵精圖治的鄧廷楨，推行新法的康有為等。他們那憂國憂民，為事業堅韌不拔鍥而不舍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大量的石經，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獻資料。《石臺孝經》刻于唐天寶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注解并親自以隸書書寫的(孝經是孔子的學生曾參記述他也孔子的問答辭，主要內容講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塊色如黑玉，光可鑒人，高590厘米的細石合成，碑上加方額，額上刻浮雕瑞獸、涌云；額上蓋石，蓋石邊緣刻優美的卷云，頂上作山岳狀；碑下有三層石臺階，故稱“石臺孝經”；三層石臺四面都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渾的獅形怪獸，兩種不相協調的動植物被刻畫得融洽無間，整個構圖給人以威武、活潑的感覺，為盛唐的藝術精華。《開成石經》，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珍等用楷書分寫，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到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經。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書》13卷，《詩經》20卷，《周禮》11卷，《禮儀》17卷，《禮記》20卷，《春秋左氏傳》30卷，《春秋公羊傳》12卷，《爾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經》、《論語》等十二種經書和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計114石，文刻兩面，228面，字列八層，共六十五萬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長安城的國子監內，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同時也是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標準。此經是我國古代七次刻經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儼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質書庫，這在我國印刷術發明以前，對文化的保存和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臺孝經》、《開成臺經》等名碑，原來豎立在唐長安城務本坊(今西安市南門外)的國子監內，唐末韓建(大尉許國韓公)縮小長安城后，這些碑連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后粱時期，陸續將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書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間(公元1086-1093年)，又將全部碑石搬到學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兩代的《興學碑》。